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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真一战普鲁士空军飞行员证章带原盒Case珠宝商Godet Berlin制造

由珠宝商 GODET & Berlin 制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始普鲁士飞行员徽章

它是来自 Godet & Berlin 的保存完好的飞行员徽章。徽章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是所谓的“空心连接”。背面再次用盖板封闭。大多数徽章的背面都是敞开的。

在质量方面，我认为它是为军官制作的。徽章由镀银金属制成，梦幻般的作品！珠宝商 GODET & Berlin 的表壳有其时代的典型磨损，但状况非常好。梦寐以求的作品，非常罕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1月的江桥抗战，日军和东北军部分抵抗的部队以及活跃的义勇军团体多次交战。众所周知，能够摆在台面上大书特书的，往往是对某一部队的猛烈打击。虽然正如我之前初步研究所得出的，江桥抗战已经对第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9旅团一半的部队造成了20%以上死、战伤、冻伤的打击，但是这很明显难以让人看到江桥抗战对日军打击最为猛烈的一面。

本文将就11月4日-11月6日的日军方面一线作战主导者——步兵第十六联队的遭遇进行详细阐述，为大家厘清该部所遭到的，尽可能真实的打击。



首先，我们先就步兵第十六联队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承担的作战来谈起。九一八事变之前，步兵第十六联队作为第二师团之第十五旅团的两个步兵联队之一，和第二师团部一并驻扎在辽阳。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该部从辽阳并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等部奔赴奉天（今沈阳）驰援。其后，由于东北当时东北军没有组织大规模抵抗，大部分义勇军自发袭击都交给了当地的独立守备队和警察处理，步兵第十六联队也就因此没有参加大规模战斗的机会。

10月底11月初，江桥附近的局面急剧恶化，投降日军的张海鹏伪军向齐齐哈尔的进犯被击退，江桥其中一孔为马占山方面破坏，日军便立即以修桥为借口，试图控制嫩江桥，为日后规划的，进一步对“北满 ”的侵犯做准备。当时的日军由于忌惮苏军介入，暂未做出进犯齐齐哈尔的计划，仅以控制桥北的部分区域为主要目的。因此，步兵第十六联队和野炮兵第二联队、工兵第二大队各一部组成嫩江支队，朝泰来以北的江桥靠拢。

大兴附近的日军

11月2-3日，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江桥，11月4日，第十六联队第七中队穿过江桥向大兴车站进犯，遭到黑省军迎头痛击，当场伤亡15人，随后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全部，在4-5日间逐渐投入到对大兴当面的进攻当中，随后局势陷入到极端不利的境地，仅有一个大队的日军遭到大兴守军的急促反击，尽管空军尽力给予支援，但还是陷入到三面夹击的境地。激战至晚间，驻南侧郑家屯的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一个大队紧急奔赴驰援并加入战斗，翌日第十六联队第三大队抵达，三个大队和驰援的炮兵一道终于挡住了黑省军的反击，并发起猛烈进攻，中方拼死抵抗，但终究伤亡过大，被迫在6日晚间撤离大兴。

在这一被日军称为所谓“大兴战役”，即江桥抗战与日军作战的第一阶段中，第十六联队遭到重创，集中体现在4-5日遭到三面夹击的第二大队。这也是江桥抗战我们对于单个日军作战单位造成打击的典例之一。



当时的第二师团，如上一篇所说属平时编制。每个步兵联队仅包括两个步兵大队而非三或四个，每个大队也仅下辖三个步兵中队，联队规模上，视情况配属一个小队或中队规模的机枪、步兵炮队，在江桥抗战后来的阶段中甚至有配属装甲车队的情况，但这一情况在这里不做讨论。

如下是当时的简要编制构成。

第十六联队：

联队长 滨本喜三郎大佐；联队副 石川隆吉少佐；旗手 野田倭文雄

联队直属部队主要官佐：南方秋亮中佐，吉村喜千治大尉，上杉喜代治大尉，小林富男、冈田繁一二等主计，中泽正则一等军医，松泽恭平大尉（此人为编制外）

第二大队

大队长 小菌江邦雄少佐；大队副 宫崎义一大尉，高田昇造二等军医

第五中队 中队长 远矢忠大尉；香川义造，中泽胜三郎中尉、山田心一少尉

第六中队 中队长 斋藤俊三大尉；泷泽七十郎中尉，稻叶正夫少尉

第七中队 中队长 根本忠亮大尉；伊藤善松中尉，星野豹次少尉

第三大队

大队长 坂井逸二少佐；大队副 斋藤钟三大尉，高桥胜二等军医

第九中队 中队长 野上市伊大尉；藤田悌二郎中尉

第十中队 中队长 长泽寭次郎大尉；山崎永吉中尉，大泷猪次郎少尉

第十一中队 中队长 坂井丰吉大尉；三田清四郎中尉，冈本猛雄少尉

机枪中队

中队长 远藤初太郎大尉；西冈公平中尉，保科谦吾少尉

大家不难看出，作为平时编制的第十六联队，兵力比满编要少的很多，事实上，作为平时编制的第二师团又在国内有三分之一的留守队，使得其能在东北使用的兵力极其稀少。事实上，在1931年12月份第二师团准备参加对锦州的攻击前，其补给日志中，整个师团参加战斗的人员，连同文书算上也只有4500余人。我们清楚这里面可能缺乏了部分在外地戍守的部队，和部分在之前减员尚未完全补充的人员，以及潜在的后勤等人员的缺额。（这当然也确实代表了日军记载的该师团在东北作战部队只有5400余人的说法）

12月19日（江桥抗战结束后一个月第二师团准备参加锦州作战的列表）

然后如果我们看这个表，我们会发现步兵第十六联队的作战部队相当充沛，竟然达到了969人（野战部分948人），远远超过了其他三个联队。这似乎和标题并不相符，因为第十六联队本来在一个月前遭到了重创，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人剩下？

这一点就涉及到国内论文和书籍的学术上记载的差异了。国内一般认为，江桥抗战损失的补充兵来源是1931年12月9日发布的“军调第44号令”，按照一般规律，该部会在一个月以内抵达东北，也就是说，1932年新年前第二师团才可能接收到补充兵。然而，事实上军调第44号令并不是日军给江桥抗战部队做补充派出的部队，尤其是步兵第十六联队。

节选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这一点参照当时日本在东北发行的报纸《满洲新闻》，该报在1931年11月24日的报道中有一栏标题为“辽阳补充部队”，表明第十六联队的补充兵在11月22日已经抵达。（后来在11月26日又刊载了补充兵于11月25日北上的事件）

《满洲新闻》1931年11月24日第4版

这非常合理，因为步兵第十六联队在11月4-6日作战，截止6日已经蒙受了不小伤亡，因此他们提前接收到补充兵是合理的，从6日到22日仅仅两个星期不到，但是就日军兵力调动速度来说仍然是正常的。

之所以我确信这批部队肯定是伤亡补充兵，而非潜在可能的部队编制扩充部队，只要参照该部在江桥抗战期间的伤亡，结果自然不然自明。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具体伤亡。



此次统计日军伤亡数据和上篇不同，并非仅仅立足于《官报》一项的具体记载和关东军档案的横向比较，而是增添了《满洲新闻》的记载。

当然，步兵第十六联队的死亡人数其实已经能够完全确定，即武者清治准士官以下44人。人员名单暂时不在此列出。由于日本对伤亡数字的隐瞒很明显，我们历来无从得知日军到底有多少人负伤，事实上我也一样。通过《满洲新闻》我能找到的最详细的数据，即11月11日第4版记载的第十六联队所报告的伤亡：

将校负伤7人，准士官/下士官战死4人，负伤10人，士兵战死38人，负伤69人，总计战死42人，负伤86人，即死伤130人。

这个数据看似合理，但是11月6日才参战的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战死2人，负伤21人，仅仅作战一天的该部损失都如此之大，当日担任主攻的第十六联队损失就更不可能小了。

步兵第十六联队在江桥抗战之后长期作为总预备队使用，并未参战，之前也无大参战记录，可12月19日时，仍然记载有88名负伤者在院！我们很清楚当时日军作战存在一些在包扎所处理之后就可以继续作战的轻伤兵，如果确信日军这一负伤86人的数字，参照一个多月后19日的88人，哪怕其中有我们忽略掉的小战斗的负伤者也仍然不现实，更何况根据锦州补给日志提供的数据，该部将校上的负伤者已经有不少人恢复出院了，兵卒就更可能如此。

而事实上，这一数据代表的是当时日军给出的嫩江支队伤亡的整体报告，原因是其中的将校负伤7人，第十六联队只有6名将校负伤，第7人为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的山田寅治中尉。这就更加证明了此为被隐瞒的数字。

此外，该部的伤兵其中有2人在几天后因重伤而死，使得该部的死者人数提升到44人，这样的话留下的伤兵仅有84人，就更加不符合情况了。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小擦伤，小溅伤无关紧要，裹伤再战就好，因此我不在这里继续计较他们潜在的具体负伤者人数，但是仅仅根据12月19日88人在院这一事实，我们就已经不难明白当时该联队的负伤者能够达到百人以上。

然而，仅仅是数字不足以表明该部所付出的损失，我们要从战伤者的具体名单上看他们遭到了何种打击。第十六联队在江桥共有6名将校负伤，他们的姓名如下：

此处军衔没有任何晋升，因为只是负伤而非战死

一名少佐，两名大尉，一名中尉，两名少尉在作战中负伤。我们对照之前公布的第十六联队编成，就能发现问题所在了：

小菌江邦雄，步兵第二大队长，少佐军衔。

远矢忠，第二大队第五中队长，大尉军衔。

根本忠亮，第二大队第七中队长，大尉军衔。

稻叶正夫，第二大队第六中队军官之一，少尉军衔。

三田清四郎，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副，中尉军衔。

大泷猪次郎，第三大队第十中队军官之一，少尉军衔。

步兵第二大队是在11月4-5日战斗的主要部队，第三大队在6日才抵达。而第二大队的大队长负伤，该大队的三个中队长也有两个负伤！这实际上意味着第二大队的指挥层出现了重大损失，只能以其他军官替补充任。而之所以遭到如此打击，跟11月5日的激烈战斗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伤亡了150多人算是从人数上遭遇不利境地，大队长的直接负伤和下属中队指挥层的断层应当是更为致命的吧！

如果步兵第十六联队真的没有遭到什么像样的打击，他们完全应当还有能力支撑接下来的战斗，事实情况是，他们的一条胳膊被截断了，从物理意义上截了。小菌江邦雄等负伤者在接下来的时间中迅速被转移到了后方医院中，但是截至一个多月后的锦州作战前，小菌江已经归队，但两名负伤的中队长仍然在院，可见被打击之规模。



日军在关东军报告中使用的损失数字，在部分论文中这一数字经常得到采用

虽然日本常用的180人死伤的数据确实为假，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死伤者的比例判断和更正一些数字。首先我们很明确，当时参战的只有步兵第十六联队、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和野炮兵第二联队。其中步兵第十六联队阵亡42人（算上接下来的伤重不治者44人），步兵第二十九联队阵亡2人，野炮兵第二联队1人死亡，实际上总计是47人而非46人。

负伤者将校7人，其中步兵第16联队6人，第29联队1人。这确实符合当时战斗的持续程度和激烈程度，然而仍然并不准确，因为在战斗期间，隶属于独立飞行第八中队的大针中尉也执行飞行任务中被击中负伤，也就说实际上的将校伤亡为8人。

负伤准士官等以下137人，其中第二十九联队必有21人，其余部队有116人负伤，如果按照151人的数字，则第十六联队和野炮兵第二联队总负伤可达130人，实际上仍可能更高，其中大头仍然毫无疑问，属于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

可以说，11月4日-6日的战斗如果不说把第十六联队打成重伤，至少也将其第二大队打成了半残。这一成果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几乎前所未有。可以说，江桥抗战的第一战，让日军看到了侵占东北的难度。

下枝金之辅：被称为“下枝金部队”的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19联队长



林海青蛙

原创5个月前 · 旭臣企业管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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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事变”之后，日军大本营组建了上海派遣军，并从上海吴淞等地登陆入侵淞沪地区，此后又陆续增兵上海，其中就有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该师团在进攻上海作战及向南京进攻作战过程中，在各种抗日战争史料中都有所记载，并经常能够看到“下枝金部队”和“人见部队”的称谓。

实际上这两支部队，是指向同一支步兵联队的，番号为第九师团第18旅团步兵第19联队，因为联队长先后由下枝金之辅大佐和人见秀三大佐担任，因此该联队常以联队长名字称之，本文就聊一聊下枝金之辅其人，而关于人见秀三，读者可关注林海青蛙账号，并搜索阅读我以前撰写关于人见秀三的文章。



下枝金之辅

下枝金之辅出生于1889年1月22日，1910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步兵科，与铃木率道、松井太久郎、中村明人、安达二十三、铃木贞一、牟田口廉也、两角业作、濑谷启、佐久间为人、服部直臣、赤鹿理、萱岛高、村上启作、堤三树男等人为同期同学。

1920年12月7日，下枝金之辅又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校第35期，与栗林忠道、影佐祯昭、富永恭次、细川忠康、田中新一、服部晓太郎、川并密、山田清一、福荣真平等人同学，并于1923年11月29日毕业。



日军列队检阅

下枝金之父辅于1934年8月1日晋升陆军大佐军衔，并调任敦鹤联队区司令官，敦鹤市位于日本中部福井县境内，是第九师团第18旅团步兵第19联队的兵源地，下枝金之辅的职责主要负责该地区招募新兵及训练，并为步兵第19联队补充兵员。

“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陆军进行了整肃和调整，在此背景之下，下枝金之辅于1936年3月28日被调到日本关东军，出任第九师团第18旅团步兵第19联队长，其时师团长为山冈重厚，同年12月1日又由莲沼藩继任第九师团长，该师团此时正在中国东北驻屯，经常对当地抗日武装进行讨伐作战。



关东军进山讨伐抗日武装

1937年5月，日军第九师团被调回日本进行休整，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莲沼藩于8月26日调任本土中部防卫军司令官，由吉住良辅继任师团长，并奉命率领第九师团增援上海作战，加入了上海派遣军作战序列。

1937年9月23日，第九师团从大阪乘船出发，并于9月27日在上海吴淞登陆，投入到“淞沪会战”之中，其时第18旅团长为井出宣时，该旅团下辖下枝金之辅大佐的步兵第19联队和胁坂次郎大佐的步兵第36联队。



日军在江南河道中

第九师团在吴淞登陆之后，即参加了刘行之战和顾村塘桥之战，此后又先后在陈家行顿悟寺、蕰藻浜、大场等地与中国守军激战，直到柳川平助率领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后，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开始后撤，第九师团才攻入上海市区进行巷战。

上海沦陷之后，第九师团又与第三师团协同，继续追击正在后撤的中国军队，并相继攻陷了太仓、昆山、吴江等地，为了节省时间和兵力，日军竟然对苏州城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造成城内居民死伤无数，并最终于11月19日占领了苏州城。



日军占领苏州

第九师团曾在苏州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可谓是无恶不作且罄竹难书，日军在苏州犯下的累累罪行，一点也不亚于日后在南京的暴行，只是南京的屠戮规模太大并广为人知而已，而日军第九师团在苏州的暴行和屠戮，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鲜为人知罢了，主要元凶就是该师团的4支步兵联队，其中就包括下枝金之辅的步兵第19联队，而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富士井部队”，即第九师团的富士井未吉步兵第35联队。



被日军轰炸的苏州城

1937年11月22日，下枝金之辅被调回日本，出任第九师团留守师团司令部附，其步兵第19联队长一职，由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人见秀三继任，此后该联队就被称为“人见部队”，而回到日本的下枝金之辅，开始负责为第九师团补充兵员，因为该师团在淞沪战场和进攻南京作战中伤亡惨重。

1938年3月1日，下枝金之辅晋升陆军少将，并被调到日本驻台湾军，出任基隆要塞司令官，基隆港位于台湾岛的东北部，是扼守台湾东北地区的重要门户，自台湾于1895年被日本占领后，在基隆港周边修筑了为数众多的炮台群。

1938年7月15日，下枝金之辅被待命，同月27日被转入预备役，具体原因不明，但绝不是年龄原因，因为这一年他还不满50周岁，就被彻底结束了军事生涯，其后再也没有被征召，死于1969年11月24日。



日军在江南水乡作战

从上海到苏州一线的进攻作战中，“下枝金部队”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而身为联队长的下枝金之辅，是难辞其咎的，但他却缺席了向南京进攻作战的机会，否则他也会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大佐级元凶之一，从这一点来讲，下枝金之辅也许又是幸运的，毕竟与南京大屠杀无关，但第九师团步兵第19联队却罪不可赦，应该被钉在南京大屠杀的耻辱柱上。

下枝金之辅：被称为“下枝金部队”的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19联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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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事变”之后，日军大本营组建了上海派遣军，并从上海吴淞等地登陆入侵淞沪地区，此后又陆续增兵上海，其中就有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该师团在进攻上海作战及向南京进攻作战过程中，在各种抗日战争史料中都有所记载，并经常能够看到“下枝金部队”和“人见部队”的称谓。

实际上这两支部队，是指向同一支步兵联队的，番号为第九师团第18旅团步兵第19联队，因为联队长先后由下枝金之辅大佐和人见秀三大佐担任，因此该联队常以联队长名字称之，本文就聊一聊下枝金之辅其人，而关于人见秀三，读者可关注林海青蛙账号，并搜索阅读我以前撰写关于人见秀三的文章。



下枝金之辅

下枝金之辅出生于1889年1月22日，1910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步兵科，与铃木率道、松井太久郎、中村明人、安达二十三、铃木贞一、牟田口廉也、两角业作、濑谷启、佐久间为人、服部直臣、赤鹿理、萱岛高、村上启作、堤三树男等人为同期同学。

1920年12月7日，下枝金之辅又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校第35期，与栗林忠道、影佐祯昭、富永恭次、细川忠康、田中新一、服部晓太郎、川并密、山田清一、福荣真平等人同学，并于1923年11月29日毕业。



日军列队检阅

下枝金之父辅于1934年8月1日晋升陆军大佐军衔，并调任敦鹤联队区司令官，敦鹤市位于日本中部福井县境内，是第九师团第18旅团步兵第19联队的兵源地，下枝金之辅的职责主要负责该地区招募新兵及训练，并为步兵第19联队补充兵员。

“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陆军进行了整肃和调整，在此背景之下，下枝金之辅于1936年3月28日被调到日本关东军，出任第九师团第18旅团步兵第19联队长，其时师团长为山冈重厚，同年12月1日又由莲沼藩继任第九师团长，该师团此时正在中国东北驻屯，经常对当地抗日武装进行讨伐作战。



关东军进山讨伐抗日武装

1937年5月，日军第九师团被调回日本进行休整，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莲沼藩于8月26日调任本土中部防卫军司令官，由吉住良辅继任师团长，并奉命率领第九师团增援上海作战，加入了上海派遣军作战序列。

1937年9月23日，第九师团从大阪乘船出发，并于9月27日在上海吴淞登陆，投入到“淞沪会战”之中，其时第18旅团长为井出宣时，该旅团下辖下枝金之辅大佐的步兵第19联队和胁坂次郎大佐的步兵第36联队。



日军在江南河道中

第九师团在吴淞登陆之后，即参加了刘行之战和顾村塘桥之战，此后又先后在陈家行顿悟寺、蕰藻浜、大场等地与中国守军激战，直到柳川平助率领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后，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开始后撤，第九师团才攻入上海市区进行巷战。

上海沦陷之后，第九师团又与第三师团协同，继续追击正在后撤的中国军队，并相继攻陷了太仓、昆山、吴江等地，为了节省时间和兵力，日军竟然对苏州城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造成城内居民死伤无数，并最终于11月19日占领了苏州城。



日军占领苏州

第九师团曾在苏州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可谓是无恶不作且罄竹难书，日军在苏州犯下的累累罪行，一点也不亚于日后在南京的暴行，只是南京的屠戮规模太大并广为人知而已，而日军第九师团在苏州的暴行和屠戮，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鲜为人知罢了，主要元凶就是该师团的4支步兵联队，其中就包括下枝金之辅的步兵第19联队，而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富士井部队”，即第九师团的富士井未吉步兵第35联队。



被日军轰炸的苏州城

1937年11月22日，下枝金之辅被调回日本，出任第九师团留守师团司令部附，其步兵第19联队长一职，由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人见秀三继任，此后该联队就被称为“人见部队”，而回到日本的下枝金之辅，开始负责为第九师团补充兵员，因为该师团在淞沪战场和进攻南京作战中伤亡惨重。

1938年3月1日，下枝金之辅晋升陆军少将，并被调到日本驻台湾军，出任基隆要塞司令官，基隆港位于台湾岛的东北部，是扼守台湾东北地区的重要门户，自台湾于1895年被日本占领后，在基隆港周边修筑了为数众多的炮台群。

1938年7月15日，下枝金之辅被待命，同月27日被转入预备役，具体原因不明，但绝不是年龄原因，因为这一年他还不满50周岁，就被彻底结束了军事生涯，其后再也没有被征召，死于1969年11月24日。



日军在江南水乡作战

从上海到苏州一线的进攻作战中，“下枝金部队”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而身为联队长的下枝金之辅，是难辞其咎的，但他却缺席了向南京进攻作战的机会，否则他也会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大佐级元凶之一，从这一点来讲，下枝金之辅也许又是幸运的，毕竟与南京大屠杀无关，但第九师团步兵第19联队却罪不可赦，应该被钉在南京大屠杀的耻辱柱上。